二胡名家
靳学东:王国潼与当代二胡艺术
发布时间:2020-06-07   点击次数:

 

 

 

 

靳学东:王国潼与当代二胡艺术

第八届华乐论坛获奖者评论系列展播

作者 靳学东

信息 靳学东 中国民乐(微信号zgmy1986)

文摘 交流参考(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冬景

图片待续

 

 

 

王国潼与当代二胡艺术

 

刘天华将二胡纳入近代专业教学的轨道,尤其在“新中国”成立这七十年时光中,二胡艺术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快速发展。无疑,这凝结着几代二胡人接续求索的心血。在这条二胡传承的接力带上,王国潼就是一位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王国潼与当代二胡艺术的关联,涉及到二胡演奏、乐曲创作、教学传承、理论著述、乐器研发、音像出版,以及二胡的社会普及国际传播等多个领域与层面。而且,他在每一领域几乎都做出了开拓性、历史性的贡献。

作为演奏家,他是两首划时代二胡作品《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的首演者。配合新作品的演奏,他创造性地借鉴和运用了诸如“快速自然跳弓”等二胡新技法。这些技法不仅丰富了演奏表现力,强化了技术含量,而且丰富了二胡的音响气质,使其更加顺应和贴近了时代的变迁。在王国潼、刘文金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二胡由过去更多是表现那种农耕文明和古典意蕴的传统乐器,转型为同样能够展现工业文明和火热生活的“现代乐器”。

作为演奏家,他曾经是中国顶级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首席(后任艺术指导),他的演奏涉及独奏、协奏、重奏、齐奏、合奏等多种形式。演奏足迹遍及世界数十个国家和祖国各地。他为电台、电视台和唱片公司录制的曲目,总计达一百多首,出版的音像专辑四十余种。他演奏的《二泉映月》荣获了首届中国唱片“金唱片奖”。

作为教育家,他正式教授过的专业学生早已超出百人,若加上短期学习者,人数之多更是难于精确统计。学生中的赵寒阳、严洁敏等人,已跻身于顶尖级的二胡名家之列。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他所编创的数百首风格多样、难度各异的二胡练习曲,影响了几代二胡人。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后,他奠定了该院包括二胡在内的,从附小到附中再到大学的“一条龙”民族器乐教学模式。

作为作曲家,他的二胡曲创作数量可观。据统计,自1965年改编《翻身歌》以来,他创作、编曲的二胡作品,公开发表的逾两百首之多。其中的《怀乡曲》《奔驰在千里草原》《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乐曲声播遐迩,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旋律记忆。执教香港后写就的《观音颂》《天问》《太行随想》《山谣》《岁月回响主题曲》等作品,也依然广受海内外听众的喜爱。

作为乐器改革家,他直接参与了“方圆二胡”、“低调粗弦二胡”(即“二泉琴”),还有“扁八角高胡”3种乐器的研制,这些改良乐器的价值不仅在于被收录到《中国乐器图鉴》,获得“中国文化科技成果奖”,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成为当代演奏者手中的“常规乐器”,被广泛应用。

王国潼对当代二胡艺术的全方位贡献,绝少有人能够比肩。

 

国潼老师的系列成就,不禁让我联想起一代民族音乐宗师刘天华先生。

和刘先生一样,国潼老师也有着“恒”与“毅”的精神品质。他固然具有常人难于相比的音乐天资,但客观地说,他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重要的还是凭着执着与坚毅。几十年的人生旅程,多少劫难,多少坎坷,从来没能阻隔他对二胡的“恋情”,从来没能衰减他对二胡奥秘的求索。

和刘先生一样,国潼老师也是演奏、创作、教学、理论研究、乐器改革齐头并举,互鉴共进。他深得刘天华嫡系弟子陈振铎、蒋风之的真传,又受益于丁珰的开明和蓝玉崧的渊博。他勤于思考,善于借鉴,兼收并蓄,苦练实修。把创新的视线搜索至二胡艺术的方方面面,将前辈的养分化作自己的血脉,再毫无保留地流淌给后学。他沿着刘天华改进国乐的理想,点化出当代二胡艺术的新气象。

和刘先生一样,国潼老师坚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1]。他承继了刘天华这一支脉所嫡传的二胡艺术精华,接续了以阿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深广的传统根基。除二胡专业学习外,他曾随杨元亨学习吹笙,随赵春峰学习河北梆子板胡,随刘天一、朱海等学习广东音乐高胡,随陈永禄学习江南丝竹二胡,随西日莫学习马头琴,随陕西老艺人学习碗碗腔二股弦和眉户剧板胡,以及向湖南、广西、河南等各地演奏家学习多种胡琴类乐器的演奏特色。他后来创编的二胡曲,风格涉及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内蒙、福建、海南、广东等多个省区,风味地道。而他又总能将种种风味在演奏中把握得精当自如,这与他广泛汲取传统音乐的养分不无关系。

在外来音乐的融入上,国潼老师继承甚至超越了前辈。早在附中读书时,命运就安排他成长于一群学习西洋乐器的同学之中,西方器乐的丰富曲目和有序训练给少年王国潼以新奇的震撼,为他后来编写二胡系列教材提供了最初的激励与启示。留校任教后,他广泛旁听研修和声、复调、作品分析等作曲理论课程,为日后的二胡曲创作夯实了深厚基础。他通过对西洋音乐创作、演奏、教学、科研诸领域的学习借鉴,使二胡艺术在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多样化方面有了新的推进,将当代二胡艺术的整体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和刘先生一样,国潼老师也“顾及一般的民众”[2]。他没有把二胡锁定在象牙塔的尖顶上,而是从创作到演奏都努力让更广泛的民众理解和喜爱,这一点在他执教香港的二十多年里,体现得尤为充分。他选编的二胡曲,既有古典乐曲、民间乐曲、戏曲选段、民歌小调,也有国外歌曲、乐曲的移植曲,还有近代黄自、刘雪庵、赵元任等前辈的艺术歌曲,甚至不乏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种风格的流行歌曲。通过一段段耳熟能详、百听不厌的旋律纽带,让更多地区、更多层次的民众开始或加深对二胡的知晓和钟爱,这恰恰是国潼老师格外在意的。为此,他可以抛却任何清规戒律,可以淡然面对别人的轻视和非议。

可以说,王国潼是刘天华“国乐改进”思想在当代最杰出的践行者之一。

 

1960年,21岁的王国潼赵沨院长的安排下,经文化部批准,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走上了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专业二胡教学的岗位,历史性地成为二胡艺术的第三代传人。从那刻起,二胡教学始终与他相伴。近60年的岁月里,他倾心执教,成就斐然。不错,人们熟知王国潼大多是通过他的精彩演奏。然而,当他把琴艺传播到香港乃至世界,将积淀与经验惠及后学并终成蔚为大观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就从空间的广袤和时间的承续中,被更加强劲和持久地释放开来。难怪有人会坚持以为,王国潼最重要的头衔当属二胡教育家。

60年代初的专业二胡教学,曲目寥寥,教材稀缺。国潼老师以全国二胡教材会议为契机,凭借学生时代刻苦练琴的思考与积累和对西洋器乐教材与实训的借鉴,迅速而及时地编写出《二胡音阶练习》《二胡指法技巧练习》《二胡快弓练习》3本教材。70年代以来,他或独自酌定,或与同仁和弟子合作,陆续出版了《二胡练习曲选》(及“续集”)《二胡基础教程》《二胡基础练习300首》《二胡入门》《二胡风格练习曲》《二胡曲九首及其演奏艺术要求》《广东音乐二胡曲集》《二胡快速技巧练习》《二胡金曲集——移植改编港台流行歌曲选》等多种教材。它们分门别类、缜密设计、由易到难、实效性强,深受二胡学习者的钟爱。据统计,《二胡练习曲选》的发行量已几近百万册。

常听人说,现代二胡教学改变了传统“口传心授”的教学模式。其实,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演奏艺术作为一种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其中的许多微妙变化和风格差异绝难离开“口传心授”的参与。我以为,二胡教学的革新不是要替代或废弃“口传心授”,而是在面对日益增多的学习者,特别是在当下艺术教育日趋“大众化”的背景下,应进一步丰富、健全教学方式,搭建起能让更多学习者循序渐进地“批量”抵达教育目标的阶梯。从这个角度看来,包括练习曲在内的教材编写,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将各类技术、艺术要素条分缕析、由浅入深、专门训练的方式,不仅提高了教学和训练效率,尤其为后人提供了坚实的“肩膀”以便其登上新的技术乃至艺术高度,避免了每一代学习者总得靠“感觉”重新摸索的窘境。国潼老师编写的教材,正是这样的阶梯和“肩膀”,它使专业学生和二胡爱好者得以迅速、有效地强化和提升生理机能、技术技能乃至艺术潜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训练效果。这些教材成果填补或改观了传统二胡教学的缺失与不足,引领我国二胡教学进入到飞速超越的新阶段。

同样是基于丰富二胡教材的需要,让当年的王国潼无意中成为二胡移植演奏小提琴作品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如果没有当年他的《霍拉舞曲》《野蜂飞舞》《流浪者之歌》等小提琴曲移植演奏的实践和启示,就不会有刘文金《三门峡畅想曲》的“超前”构想和他本人演奏该曲时的快速精准,甚至也不会有今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卡门主题幻想曲》这些更为艰深的移植作品在青年二胡家手上的挥洒自如。也许有人对这种“拿来”和移植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认为那不是二胡的“正道”,我本人也不认为这是二胡发展的最终目的和至高境界,但我想说,作为一种手段途径,它们极大磨练和提升了演奏者的生理机能和演奏技能,进一步挖掘和丰富了二胡的潜在表现力,让中外作曲家进一步看到二胡这件乐器,在技巧难度、情感深度、变化幅度、题材广度上所能展现出的新的可能性与可塑性,为二胡创作与演奏完成新跨越,积累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如何能够诞生当今如此繁多的二胡佳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移植演奏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而国潼老师当年的尝试,也随着时光的流转,愈发显现出珍贵的教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王国潼萌生和践行着许多令人称道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思想理念。时间所限,这里我只谈谈他反对把学生当成老师“独家专利产品”这一理念,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国潼老师认为,要想成为风格独具的演奏家,必须博采众长,绝不限师从于一人。为此,他始终要求自己和弟子们,保持和追求独特的演奏个性——那种透过声音的不同、诠释的不同所彰显出的个性。他的演奏不会具体模仿他的任何一位恩师,更不愿让自己的弟子成为王国潼第二。

这一理念在他及他的诸位弟子的演奏中得到了鲜活的印证。你听,王国潼的演奏始终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其他演奏家的“区别度”,一听就是他而不是别人。他的演奏或许还不尽完美,或许尚有“局限”,但人们宁愿去听他那尚有“局限”却充满个性的演奏,也不愿去领略那些千人一面的“完美”。再听听他所培养的那些优秀学生的演奏,尽管他们从国潼老师那里学到了太多宝贵的东西,但他们对于王老师都是“学”而不“似”,自成一格,沒有一个学生(包括他的儿子王憓)是用老师的模子刻出自己。这不能不说与国潼老师的这一教学理念息息相关。

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国潼老师在教学实践和教学组织中,煞费苦心,采用了不少具体的办法。如聘请校外专家授课、尝试教师之间交换学生和让学生到其他名家门下“留学”等等。他鼓励学生“一专多能”,甚至还帮着学生严洁敏联系到作曲系学习,终使其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个获得双学位的毕业生。总之,国潼老师作为一代名家,绝少学生“私有”的陈旧门派观念,始终以学生为本,以开放、包容乃至纵容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广纳博收。

1984年,主持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工作不久的国潼老师,经过充分调研,排除各种阻力,果断实施了民乐各专业“一条龙”的教学模式。我以为,这一做法同样是打破学生“私有”观念的放大与延展。该模式在保持教师行政编制不变的前提下,将院部和附中的教研室合二为一,打破学术藩篱,统一教研活动,改变了以往“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管理构架,协调全体教师共同参与大学、附中、附小的招生、教研、考试、专业汇报、学生分配诸项工作。这一做法增进了教师的学术民主和交流,让全体教师对学校的总体专业状况与梯次水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学术参与度和教学掌控力。而学生则成为更大的受益者,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双选”方式拜在自己心仪的教师门下,更可以借助“一条龙”的机制,得到更多老师的指教与点拨,汲取更多同学的优长与教训,从而让他们的“博采众长”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

国潼老师所建构的“一条龙”教学体系,至今仍在中央音乐学院延续着,而他的诸多教学理念,同样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对于我国当今民族器乐乃至其他音乐门类的专业教学,具有重要而持久的启迪与示范意义。

记得2010年国潼老师年届古稀之时,我曾满怀期盼:再过十年“我们还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还能听到他苍劲的演奏”[3]。转眼时限将近,先生果真于去年再返京城,与“老搭档”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联袂上演了专场音乐会。他的身板依然矫健,琴音仍旧苍劲。为此我曾笑言:松香是他的“强骨散”,汗水是他的“润肤露”。今天,在我们恭祝国潼先生喜获第八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杰出民乐教育家至高荣誉之际,唯愿先生青松不老,再谱新篇。

 

(作者为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引用、整合了作者2010年10月31日在“王国潼二胡艺术研讨会”上的部分发言内容。

[1]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引自1927年8月《国乐改进社成立刊》。

[2]刘天华《<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引自1928年2月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1卷2号。

[3] 2010年10月31日在“王国潼二胡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王国潼对现代二胡艺术的贡献与启示》,《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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