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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制作】二胡制作大师王瑞泉老前辈艺术简历
发布时间:2014-04-10   点击次数:

 

 

 

 

二胡制作大师王瑞泉老前辈艺术简历

 —— 鼎鼎大名的“中国二胡王”

作者 未知

文摘 供学习交流

编辑 冬景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他会拎着鸟笼走到楼下给画眉洗个澡。邻居会过来向他讨教鸟经,王瑞泉则津津乐道讲上一大套。没有人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国二胡王”。 

65年前的早春,15岁的少年王瑞泉背着小小包袱离开故乡无锡玉祁,偶然的机缘把他带到苏州。舅舅在景德路上开了家鼓店,隔壁就是“周万春乐器店”,王瑞泉就跟着老板周荣庭开始了制作二胡的学徒生涯。不料这一做竟然就是一辈子。学徒三年,照规矩王瑞泉没有分文工钱。除了平时做工学艺,最快活的就是每年九月初七到王洗马巷的行会里拜祖师,之后大家到“西德福”吃喝一顿。王瑞泉善酒且爱喝,对他而言,这是仅次于二胡的大事情。如今已到耄耋之年,他烟酒照旧。 

学做二胡的时间不长,几个月后王瑞泉已做得像模像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学会了琵琶、笙、鼓和三弦等乐器的制作。老板周荣庭目睹徒儿心灵手巧暗自点头。满师后的一年,周荣庭有次邀请乐器行业的其他老板在家喝茶,当着大伙的面,周荣庭叫来王瑞泉说:“咱们师徒归师徒,但要讲清楚,我的两手绝活,琵琶排品和簧片点笙,再不会教你了。”后生可畏,姑苏乐器行业里的“小辈英雄”出道了。 

时值今日,景德路上的周万春乐器店还在。业主是周荣庭的孙儿。周荣庭早已故去,老伴96岁高龄健在,八旬老翁王瑞泉也还是定期上门,对师母执弟子礼依旧。 

1946年,25岁的王瑞泉闯荡上海滩。被城隍庙的老字号“金盛兴”聘用,老板略知王瑞泉会做二胡,但第一单生意却让他做10只月琴。从未做过月琴的王瑞泉不仅在半个月内完成了,而且还让老板挂出了“小洋两角”的高价。王瑞泉的名气渐渐响了。有了这段经历,当他在苏州见到瞎子阿炳时,深深地为《二泉映月》所打动。他仔细研究阿炳手操的竹筒二胡,为其中散发的古朴、苍老和浑厚的音响震撼。王瑞泉下定决心,要做出天下最好的二胡。 

解放后,苏州的民族乐器的春天降临。王瑞泉进入了市民族乐器一厂,开始更为系统地研究二胡制作工艺。1961年,他的一把红木二胡在全国二胡评比中名列榜首。而此时的王瑞泉,已全身心投入了对传统二胡造型和结构的改进之中。 

1963年,在首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16岁的闵惠芬以著名作曲家刘天华的一曲《空山鸟语》脱颖而出。会后,闵的老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王乙找到王瑞泉,托他为闵惠芬制琴。此后近四十年,闵惠芬的二胡均由王瑞泉一家定制。1981年,闵患重病,5年内6次动手术15次化疗,她对情同父辈的王瑞泉说:“这辈子我还能操琴,您一定得替我做把好琴。”1987年9月,闵终于在首届中国艺术节上复出,她与中央民族乐团合作演奏大型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用的正是王瑞泉替她做的二胡。此后,闵惠芬相继录制了包括《江河水》在内的10个二胡独奏专集,全是操着王瑞泉的二胡进了录音棚。一把二胡,伴随她走过了二十几个国家而音质不改,这是乐器制作史上罕见的。 

1984年,王瑞泉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终于登上了二胡制作水平的巅峰。他的一把二胡在当年被国家乐器评定委员会授予“国家银质奖”,这是乐器二胡至今为止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最高奖项。王瑞泉与北京的制胡名家李永祥号称“南王北李”,被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尊为“中国二胡王”。 

从二胡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看,几个无锡人功不可没。刘天华、瞎子阿炳、王瑞泉、闵惠芬、邓建栋等均出自锡惠山下。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协二胡学会会长张韶说:“无锡人撑起了二胡的半边天。” 

在制胡工艺实践中,王瑞泉的确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最大的贡献有两个。首先是研制成功了76型前扁八角后椭圆琴筒二胡,使得原先二胡琴筒的尺寸从前筒直径8.2厘米、后筒直径7.2厘米变为目前的标准尺寸前筒8.8厘米、后筒8厘米。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琴筒内腔尺寸的修正,使得二胡音色清淡纯净圆润的特色毕现,发音更为灵敏集中而无噪音。其次是发明了“油煎马”。二胡的琴马是决定音质的重要配件,六十年代前均用松节木白坯磨成。王乙教授对这种琴马下的二胡音质始终不满意。在仔细听取意见后,王瑞泉开始琢磨如何改进。松节木琴马调出的音色响亮但欠浑厚,王瑞泉捏着松香反复调试不得玄机。忽然,琴弦触着沾了松香的琴马,音色有了细微的变化。就像一条闪电般激活了他的灵感,一个让后人匪夷所思的想法托出了二胡工艺史上的最大创举:用蜡油加松香调匀烧沸,像氽熏鱼一样油煎桅木琴马,王瑞泉像个大厨师一般手提漏勺,关注着油锅里木头的颜色。“油煎马”的火候到位,夹在琴弦下,一股悠长厚密的乐流被琴弓如桨般划开,二胡作为民族乐器的音质有了极大提高。 

七十年代后期,王瑞泉在民族乐器厂收了两个青工当徒弟。任建一是大徒弟,学成后到南方自立门户去了;王国兴是小徒弟,又是王瑞泉最小的儿子,也学到了父亲的一手绝活。王氏父子有两样家传;“蒙皮”和“制膛”。二胡琴筒上的一块蟒蛇皮怎么绷大有讲究,红木琴筒内膛的起伏凹凸更是门学问。据说上海的一位二胡名家曾用细黄沙灌满王家琴筒,然后再等量倒入自己制的琴筒之中,希望以沙量的细微变化来探究各自工艺的不同,但终于还是未能仿制成功。王瑞泉说:“我是新中国培养出的艺人,在技术传授上从不保守,琴筒就是用镑磨几下嘛,有人要学可以,我手把手教了七八年还是不行,看来做琴也要有天赋啊!”在这方面,深得其父真传的王国兴可谓青出于蓝,1998年,闵惠芬的学生赵剑华在新加坡演出,一曲二胡让狮城如醉如痴,这把二胡旋即被李光耀夫人高价购走。镌刻在琴筒上的“王国兴制”一下子轰动新加坡。 

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王瑞泉如今深居简出。他说平生有一怕,怕和人合影。合影者或许拿着和王瑞泉拍的照片声称自己是其嫡传弟子,然后捧出一把二胡说这是“大师精制”,开价马上离谱。最普通的二胡市价***元左右,而现在连“王国兴制”都卖到了****千元。王瑞泉很久不做二胡了,捏了一辈子锉刀的右手,食指伸出来向外弯成很大的弧形。退休前,他用一根制九节凤凰箫的紫竹配上白牛角做了支拐杖,现在如愿以偿地撑着它走来走去。 

暮年的“中国二胡王”平静地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拉二胡,单凭耳朵和手感,做得出琴中精品,难做出灵品。这二胡和人一样,心有灵犀才能成为知音!”(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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